主持人：刚才两位教授多是从患者个人的角度，从个人预防的角度来谈。我知道两位都是国内癌症基金会的专家。孙教授是国内癌症基金会副主席，支教授是国内癌症基金会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部的部长。从学术协会的角度，从肿瘤医生的角度，我们这些年在癌症防治的进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支修益：国内癌症基金会多年来开展了很多肿瘤防治工作，孙教授刚才讲的四个方面，都属于这个范畴工作。毛主席早就讲过：预防为主，把工作放到预防上来。我们开展了很多肿瘤防治的科普教育，通过基金会网站、报纸、通过健康大课堂把肿瘤防治知识告诉百姓，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重视参加健康体检。而且把一些肿瘤发病与死亡相关的数据(每几年卫生部就有一个国内肿瘤发病率死亡率的数据)告诉给社会，告诉给百姓们：目前癌症，不管是肺癌，其他所有癌症都是常见病、多发病，是生活方式疾病，是一种慢性病。不让百姓恐惧癌症。

　　主持人：有很多癌症是吓死的。

　　孙燕：对。今天上午我看门诊，就有一位50几岁的病人。他孩子说，千万不要告诉他是什么病，因为他精神很紧张。老头跟我谈，谈的还挺好，实际上他知道这个病。到肿瘤医院来，你们这么样的检查，不可能是别的病。所以我们从来不赞成对病人保密。除了他得的特别晚，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希望把真理，把规律交给病人。就是不能够完全给你治好，我也主张告诉病人。为什么?我们应当坦然地面对疾病。因为人生老病死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人都有生老病死，我这个年龄的人，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再留很多年。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过几年要么从这个门走，要么从那个门回去。我并没有谈的那么恐惧，因为人总是有这个规律。那位病人就问我，你能不能保我两年三年?我开玩笑反问假如你治好了，你活10年、20年，会怨我吗?医生连自己都不能保。我只能告诉你，绝大多数癌症在早期我们是能够治的。比如子宫颈癌、乳腺癌、淋巴瘤，我们治好的病人很多很多。

　　实事求是地说，总体来讲我们已经能治愈很多病人。但是我也不讳言，有些病人是在特定环境下目前是不容易治愈的。所以患癌以后不要吓死，我常常和病人说：“你不要拆我的台，你得了这个病，我也没有埋怨你，我也没有嫌弃你，我想办法和你一起共度难关，但是你老整天闹情绪，我们怎么能够合作呢?”，“所以医护之间要互相理解，我一个老大夫，我知道这个病能和你合作”。需要先解决他的思想问题。得了癌症以后，思想过程我们一清二楚。我看了很多病人，对他们的思想过程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你帮他一下他会终生难忘。有一些病人，已经和我成了老朋友，告诉我：“孙大夫，我刚得病的时候，你对我说的一句话，对我帮助很大”。我们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与病人共度难关。“我并不愿意给你做化疗，我也不愿意给你开刀，为了救你，我们没有简单的办法，所以只好这样做。如果我能给你抓点药就能治好，我就不给你开刀了。”要通过解释使病人乐意接受治疗。

　　支修益：不告诉病人实际病情的话，手术肯定不能做。如果告诉病人费力没有病，医生增么能把病肺给切除了。当然医生说话要有说话的技巧，我们也要讲究“话疗”，告诉病人病情，像病情程度和进展情况可以有保留。确确实实不要因为说假话影响治疗，这是第一。

　　第二个，学会协会要搭建政府和肿瘤防治领域的桥梁。国内癌症基金会主席何鲁丽是国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内癌症基金会理事长彭玉是国内政协委员，国内癌症基金会秘书长董志伟也是国内政协委员。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反映、呼吁加大治理环境，控制大气污染，改善城市环境等方方面面。特别是要减少职业致癌因素，在肿瘤防治方面要投入钱财，这都是国内癌症基金会所要做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还出版发行一些规范医务人员医疗行为的册子。不能总出现同样一个片子，一个病例，在不同的医生里面得出不同的诊断方案的情况了。

　　主持人：患者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支修益：所以立法方面要规范医疗行为，规范我们医生的医疗行为。

　　孙燕：我们的政府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当年朱镕基总理就说，我们再不以牺牲环境发展工业了。政府不能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发展工业，政府非常清楚。所以对于高污染的工业就砍掉了，把首钢都搬走了，这就是对北京市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发展工业中，不可能一点环境污染都没有。

　　支修益：北京二三环，甚至四环内的工厂已经全都搬走了。城市锅炉改造，二环路治理，汽车尾气的治理等，其实这么多年，北京市政府治理大气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做了很多的工作。

　　孙燕：作为媒体，我们要监督政府。其实作为媒体，完全可以通过教育使大家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完全是可以教育的。我们愿意把真理交给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