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不是心理专家。

　　周东丰：从社会群体来说，我觉得，突发性大的事件，应该有危机干预系统。比如世界上做得很成功的海啸、地震，美国的“911”，“911”以后建立了专门的应激干预组，不但他们自己干预的很成功，而且也到国际上去宣讲他们的经验，我们所就请过他们来给我们做讲习班，怎么样对于受灾难以后的人进行心理干预。当然这是特殊时期。平常的心理干预也应该包括化解矛盾、缓解心理压力、改善人际关系、加强个人的社会知识系统。我觉得一个善于调动各种社会能量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人，就是一个比较具有良好应急的技巧。如果不善于这些的，什么事就自己扛，往自己心里压，自己闷着，这种人就不善于调动社会的因素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属于心理素质或者个性比较不太好的人。这种人更是易感人群。所以我觉得这种心理教育应该比较早的在中小学教育里面有。这样的话，培养体魄健康和心理健康同样重要。

　　主持人：刚才您说了一个词叫“易感人群”，什么样的人士是易感人群?有没有易感因素?

　　周东丰：易感因素还得从生物学开始说，生物学第一条就是遗传，他有家族聚集性，比如说亲属里面有抑郁症的，近亲的、父母双方家庭都有的。第二个危险因素就是婴儿开始的神经发育因素，一般受到的惊吓、不良好的教育比如父母的争执、被忽视，还发生一些灾难等等，还有和父母分离的焦虑。这些都影响到他个性的发展，将来他就是那种不善于交往，性格内向，不善于调动社会资源克服困难的人。这都是属于易感人群。

　　我觉得，其他的不可忽视的就是躯体的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人也是抑郁的易感人群。一旦得了一个病以后，同时伴发抑郁症。

　　慢性病比如和心脏病合并，脑病里面的中风合并率挺高。还有帕金森合并率很高。还有内分泌的病。还有一些胃肠病。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发抑郁的。有时候可能互为因果，摘不清楚谁是因谁是果，但是共病一定要治疗。比如癌症肯定是危险因素，因为癌症心情不好的人太多了。

　　在社会应急来说，生活事件也是高危人群，比如面临一个重大的灾难，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得病，所以群体的心理干预可以预防一部分人，大部分人就可以改善了。

　　还有长期的，比如个性特殊的，不善于搞好人际关系，长期上下级工作关系紧张，还有家庭关系紧张、子女和父母关系紧张、学校老师关系紧张等等，像这些人长期的心理冲突都是易发因素。这些问题都应该用积极的因素化解，不应该闷着。在学校里面都有一些心理辅导老师，还有专门的大学生心理咨询委员会，咱们国家心理卫生协会下属的，都在做这些工作。

　　整体来说，各自都在探索。我觉得从成为一个系统、成为一个网络，常规的做这些工作，咱们国家现在没有。

　　我想探索探索这个，你想探索探索那个，作为常规工作，只要有一个事，立刻拿出一个队伍去做，这个还不够。

　　郑毅：北京建立干预中心的体系，我也是干预中心的成员，遇到重大事件以后，这个体系已经启动了，但是还不够细。

　　怎么理解“年关抑郁”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特殊人群，这个特殊人群就是白领，比如责任比较重、压力比较大的人群。这种人群到了年关都会容易出现压力，比如开始总结、开始“秋后算帐”了，开始着急了。还有生活事件不全是负性的，大悲大喜，高兴的事也是，也要打分，按心理学讲也是不好的刺激。人的大悲大喜不都是好的。大喜的事同样也是心理应急，也需要你有很强的心理调解，这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生活事件的变化，要关注特殊人群、关注生活事件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