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霖教授1950年生于上海，1974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留校从医执教至今。现任香港大学医学中心玛丽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头颈外科主任，耳鼻咽喉科学和外科学讲座教授。获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德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荣誉会员等荣誉称号。兼任国际头颈肿瘤联盟秘书长，国际耳鼻咽喉科学会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东亚代表等职。在祖国内地被首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及华中科技大学、青岛大学等10余所高等学校聘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被《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tolaryngology》、《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 American Academy of Otolaryngology, Head & Neck Surgery》、《Skull Base》和《Auris Nasus Larynx》等近20种专业期刊聘为编委，还担任《Asian Surgical Journal》、《Head Neck》副总编。

韦霖 教授

　　主持人：韦教授，您好!您既是一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教授，又是一位普通外科学教授，您当年是如何接受培训的?

　　韦霖：我于1974年从医学院毕业，然后做实习医生1年，1975年7月1日来玛丽医院做普通外科医生，在当时的外科学系主任王源美(GB Ong)教授的指导下工作，王教授是世界优秀的外科学家，他首次完成并报道了胃上提咽胃吻合术。我随王教授学习，食管、肺、胃、结肠、肝胆、心血管和神经外科等疾病的手术都做，经过普通外科的训练，我于1979年考取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的资格。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是普通外科医师，比如还做活体肝移植手术。1976年林监兴教授从英国回到玛丽医院，我跟随他学习做头颈肿瘤手术，打下了头颈外科的基础。由于意识到游离组织移植在外科领域的前景和重要意义，1981年王源美教授派我到澳大利亚St. Vincent医院接受为期3个月的显微外科和游离组织移植训练，这些培训使我受益至今。虽然我已经能够掌握头颈外科的技能，但却缺乏足够的耳鼻咽喉科知识，于是1983年我被派往英国伦敦大学英国皇家耳鼻咽喉科医院跟随DFN Harrison教授学习，他是耳鼻咽喉科学界做头颈肿瘤手术的先驱。在伦敦学习期间，我注意到他们的头颈外科并非特别突出，而耳鼻咽喉科却很好，于是我在那里同时学习耳鼻咽喉科，如进行颞骨解剖训练，学做鼓室成型手术、面神经手术等等。1984年在英国的培训结束时，我考取耳鼻咽喉科文凭，开始做耳鼻咽喉科工作。这些训练对我以后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特别是头颈部肿瘤外科的工作的帮助是巨大的。

　　主持人：您在年轻的时代得到过许多名师的指导，看来您早期的成长道路是非常顺利和幸运的。

　　韦霖：是的，前辈们给我的指导为我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成长条件。谈到非常顺利，其实也不尽然。1983年我刚到英国学习的时候，许多人并很不友好，那时有些人看不起国内人。我记得有一个从希腊来英国手术的患者，患会厌喉面肿瘤，喉阻塞严重，呼吸很困难，端坐着，无法进行麻醉，在场的英国同行不知如何处理，情况异常紧急。这时我要求试试看，采用导光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插管获得成功，此后，我在英国的处境有了很大的好转。在英国培训一年后，我希望能有机会考爱丁堡皇家耳鼻咽喉科学院院士资格，结果被拒绝了，他们要求最少训练3年，否则不能参加考试，于是我只考了一个简单的耳鼻咽喉科文凭，回玛丽医院后开始参加耳鼻咽喉科工作。后来Harrison教授来香港访问，看到我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出色，于是要我再去英国工作了4个月，由Harrison教授签字推荐得以参加考试，于当年考取爱丁堡皇家耳鼻咽喉科学院的院士资格，从此正式成为耳鼻咽喉科专家。后来Harrison教授对我很好，因为他看到我的工作做得不错。这些事情使我体会到，只有自强不息、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被别人认可和尊重。1991年我很幸运地成为香港大学耳鼻咽喉科学教授和外科学教授，主要做头颈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