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研究是怎样进行的?

　　王立东教授：我们的研究分为初筛和验证两大部分。初筛就是通过对1077例食管癌病例和1733例对照样本进行GWAS研究，确定病例组和对照组间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差异。验证是在初筛的基础上，选出有显著差异的18个SNP，分别在7673例食管癌病例和11013例对照人群、840例少数民族食管癌病例和对照人群及2766例贲门癌病例中进行验证，最终筛选出PLCE1和C20orf54这两个易感基因。

　　记者：这两个基因各与机体的何种功能有关?

　　王立东教授：PLCE1基因与细胞增殖、分化、凋亡和血管生成有关。C20orf54基因是核黄素转运基因，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已在既往研究中证实，核黄素缺乏是食管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但膳食补充核黄素所起的干预效果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而 C20orf54基因的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差异。因此，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环境和遗传因素交互作用对食管癌发生的影响。

　　这2个SNP位点，在正常人群中也存在，而在食管癌患者中发生改变的频率远高于正常人群。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这2个易感基因就是食管癌高危人群的“分子标签”，换句话说，发生这2个基因多态性改变的人群，具有更高的食管癌发病风险。

　　记者：您觉得这2个易感位点的发现，对食管癌、贲门癌的临床诊疗有何意义?

　　王立东教授：我们这次的研究结果就好像考古工作者打开了一个通往向往已久古墓的墓道，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并且有很多很重要的临床应用前景。

　　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食管癌遗传的分子基础，同时也识别出高易感人群所携带的分子标志物，通过一滴外周血检测就有可能识别这类高风险人群，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检查、随访，这样就可能有助于筛选出早期食管癌患者，这就是早期诊断，就是高危人群筛查。另外，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地证明这些基因的变化与食管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就可以设法修正这些基因，阻止食管癌发生，这就是基因治疗。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这种基因改变，设计和生产出具有针对性的特异性治疗药物，这就是个体化治疗。

　　记者：您觉得基础研究的结果应如何有效地与临床结合，才使结果不仅仅只停留在实验室?

　　王立东教授：医学基础研究犹如一匹骏马，而临床应用就是一根鞭子。解决临床上所遇到的难以解释的现象和治疗难题就是基础研究的目标，临床在不断“提出”问题，而基础在不停“回答”问题，从而促进了医疗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其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的确，基础研究投资大、见效慢，甚至有很大风险，有些人一辈子都难以解开一道很小的医学难题，但如果没有一大批持之以恒、不怕寂寞和冷落，潜心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医学科学的进步就是空话。执着是成功的基础，不怕失败，才能成功，不怕冷落，才可能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