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经济研究这边正在着手处方级的相关工作。

　　主持人：通过金教授的讲解，我们的处方级或者基本的医疗手册，药物经济研究这边正在着手处方级的相关工作。

　　普明辉：我们大概从03年开始对整个国内医疗市场进行调查，从04年开始做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因为我们国家没有，04年在做指南的过程当中和专家研讨逐步开始来做处方级。另外这两个东西我们觉得都是有利于国家政策，有利于临床治疗和合理用药，同时我们以处方级和药物经济学指南上报卫生部，现在我们有一个农村卫生的管理模式，我们叫做药物经济学促进农村医药经济管理模式，从这方面先把工作做起来。

　　主持人：是不是考虑到解决大多数人民的用药问题?

　　普明辉：对，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和单项课题，发现临床医生合理用药的意识也好或者说技术也好，还是有待完善。尤其高强部长也提过，需要提高整个医疗行业的自律意识，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又结合了本身的课题，今年开始面向国内的农村基层以及城市社区医生开展国内农村社区卫生工作合理用药培训项目，在这个项目的培训当中我们会把一些指导医生包括处方的滥用问题，包括处方级的使用问题。临床医生不是一个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者，而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使用者，我们告诉他如何用这个结果，怎么运用。

　　主持人：处方级已经是成果了?

　　普明辉：我们已经有了初稿，正在进行修改和意见整训，最终处方级基于国家所有医药政策的基础上才能因为编纂，这样才能和所属国的国情一致，不能套用一个东西过来，必须和施用地的国情和卫生体制、卫生条件向符合。下一步再进行完善，那时候再进行研讨。但是它的使用方法和国际上已经成形的并不影响我们在这个时候向农村和社区医生进行培训。

　　主持人：我们最近一直在持续进行社区医生的培训?

　　普明辉：是的，从去年11月做了国内的起动仪式，今年春节之前就开始进行培训。目前来说因为在国家的十年百项名单当中，现在已经有各地的卫生局开始跟我们进行联络，希望我们能够到达各地进行相应的培训。同时我们除了满足于各省市，自己也有相应的计划和目标，我们想从疾病入手，前期要培训可能从非载体和减热镇痛药物入手进行合理用药的培训。

　　主持人：从已经培训的社区医生的反映来说，取得什么效果?

　　普明辉：从培训整个结果来看的话，我们发现社区医生很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从现场反馈来看很需要这种知识。而且我们觉得光培训一次可能远远不够，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着手下来想建立一个相应的网站，把这些相应的知识放到网上去，我在现场跟一线人员培训，同时有一个网络不间断和医生保持互动联系，让大家经常获取更多的知识，这样有利于我们培训面的增加。

　　另外一个方面，希望我们的受训者能够通过我们的培训促进他们的实际工作，所以我们想下一步会跟这些受训人保持不间断的沟通，希望他们能从实际工作当中结合受训完的经验能够有一些论文出来，我们也鼓励他们把这些论文投递给我们。通过我们的渠道，我们本身也是国际药物经济学结果与研究协会的国内分会，我们希望把好的文章推荐给国际协会，把这些东西在国际上予以公布，这样的话也能让国际看到我们国家虽然大国经济能力比起发达国家有所欠缺，但是我们人民基本的保障包括工作在第一战线基层医生工作素质的提高展?

　　主持人：对于我们这些普及工作来说也是一种反馈。

　　普明辉：让我们知道怎么调整课题，我们做的工作是利于他今后的工作，让他今后的工作当中能够有所改善，如果临床医生有不好的处方习惯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改变他的处方习惯，能让他更好地临床合理用药。

　　主持人：今年两会政协委员周超凡提出要将基本药物目录跟医保目录进行合并，两位怎么看这个议案?

　　金有豫：以前制订的基本药物目录我也是委员之一，医保目录我也参加，两家互不通气，但是我们都知道。80年代我们搞第一批基本药物目录，那时候在卫生部，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基本药物目录，世界卫生组织来开会，卫生部派了两个人去，不是我的事，我搞基本药物的，另外一个人说不是我的事，那是管理人的事，那时候催的比较紧。卫生部催着一个目录，找了药典会的五六个人，国内调查一番定了120个品种，到底起什么作用都不明白，一直后来到96年、98年，人大又催，那时候又成立一个委员会叫做领导小组定这个目录。那时各科的专家，心脏病的说用哪些药，妇产科的说用哪些药，凑起来一个目录。

　　刚才说的世界卫生组织刚开始也没注意到，也是搞一个目录，后来觉得目录没有治疗指南，这个目录没有基础，所以提出来治疗指南。我们国家现在没有指南，只有目录，但是这里面有一定的倾向性。大城市和西北的不完全一样，只是比较局限的东西。基本药物目录可以说80%适合，20%可能不太适合，这样搞了一个基本药物目录。我理解本来搞一个基本药物目录就是作为原来公费医疗的目录，后来一看这个目录比那个目录大多了，尤其中药多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公费医疗划到医保去了，原来是卫生部管的，后来移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来国务院说你再搞一个目录，所以SFDA都是国务院搞的，所以我们搞了两个目录。那个目录就是从公费医疗的目录来的。

　　主持人：从国外来说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是不一样的?

　　金有豫：国外没有，国外就是一个基本药物目录。我们国家有两个目录，形成的基础不一样，陕西省原来可以报销那么多，你非不让报销，这个不合适，所以一凑起来超过一半的省时又 ，我算了你也不能否了它，这样背景下出了两个目录。现在两个目录要讨论讨论还可以，医保定目录的时候，基本药物定目录的时候有什么，我们再加一加。基本药物定目录的时候也参考医保目录。

　　主持人：医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有80%左右的重合，对于药品企业来说很关心能不能进医保目录。

　　金有豫：原来医保目录的药物完全是基本药物目录，药品企业想方设法进医保药物目录。医保目录的药物可以参考基本药物目录，但不一定是基本药物目录，这样最实际的我争取能进入医保目录，所以药厂改变方向。基本药物国家目录定出来了，起什么作用，国家没有给予一定的地位，连定义基本药物目录的人都说我们算干什么的，花了没两年工夫更新一次，更新完了谁听我们的，药品生产企业是不是听我们的?不起作用。医院以药养医不用这个用那个也可以，医保能报销的是最实际的，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吴仪后来管这个事情。

　　普明辉：我个人感觉作为保险实际上所购买的不是药品，更多的是买它的服务，是因为服务而去付费，这个服务在于你是不是合理用药，是不是省钱。医保解决的是最基本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是把应该用这个钱用到该用的事情上，而不是滥用。这样的作为医保的受益者也好，还是制订者也好，比如卡托普利在医保目录上凡是以进入的，叫卡托普利，只要是卡托普利都可以用，但是国产的、合资的价钱差很多倍。

　　金有豫：就开卡托普利，药房看哪个药贵就进哪个药，进口赚的多就进进口药。招便宜的药回来医院赚不了钱，不够医院开支，招标也白搭，所以有时候越招越坏。药厂说我招一个死，不招一个死，反正死了就压低价钱，本来是五块，三块就赔本卖，我不生产了，你买别的去吧。根本的问题在于合理用药把价格各方面理顺了，管理起来。国家还要有管理的政策和管理的规章制度，才能落实，光有文件不管也不行，光有管没有文件也不行。现在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已经在做，治疗指南都在做，最后综合起来看看怎么弄。现在农村药比较少就几十种药，几十种合理用药交给农村社区用，这是很大的贡献。实际上这些工作应该是国家的工作，但是协会的积极性很高。

　　主持人：无论医药经济学的概念有多大，直接针对于哪些部门作用，实际上很大的中间的载体就是医生这个群体。我们教育医生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

　　普明辉：我们既做出相应的技术上的东西，同时我们又开展医生的临床合理用药的培训，也是从这几方面出发的。技术要出来，怎么掌握技术，这也是很关键的，所以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三位嘉宾给我们讲这个话题，我最初也不太了解药物经济学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但是通过三位的讲解我还是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今天的话题也不单单是告诉老百姓什么样的药是经济的，应该说不是最便宜的药就是最经济的。对国家的政策怎么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我们也有了一些解答。非常希望今天所探讨的努力能够变成现实，希望所有的医生能够尽快贯彻这些东西，让老百姓真正受益。感谢三位嘉宾的到场，感谢网友参与我们的互动节目。谢谢!

　　访谈嘉宾介绍

　　杨莉，博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与管理系 1996年本科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1999年获华西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硕士学位;2004年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管理学博士学位。曾多次参加世行“卫生部门改革和可持续性筹资”旗舰培训班和国际药物经济学与结果研究协会(ISPOR)的培训项目。现为国际卫生经济学会(iHEA)和ISPOR会员，国内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专家。专著一本，参与编写教材二册，发表文章20余篇。主持的科研项目有 “慢性病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健康投资策略研究”、“药物经济学评价在药品价格管理中的应用”、 “鼓励基本药物生产的相关政策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药品政策和药物经济学、慢性病经济负担及干预策略和卫生经济学，尤其在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在卫生决策中的应用领域有深入研究。

　　普明辉 国内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 主任

　　国内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副总干事、办公室主任。2004年加入国内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2005年开始负责《国内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编撰与协调工作，其中包括"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在我国药品上市后政策管理中的应用"、"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在我国药品政策中的应用"等课题。

　　金有豫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药学教授

来自：搜狐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