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药物经济学主要还是用于医保目录的制定。

　　主持人：国内的药物经济学主要还是用于医保目录的制定。

　　普明辉：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包括编纂的《国内药物经济学指南》，这些东西更多的时候还是想做一些事之后能够让政府更多支持这个工作，如果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说，无论从药品的定价方面还是从药品的注册方面，以至后面的医疗保险方面，如果能够把药物经济学的评价方法利用进去的话，对于政策来说是有益的。

　　主持人：这两天自从把访谈预告挂出去之后很多网友在问，他平时总是吃法莫替丁，但是发现无论在零售药店还是在医院，这个药物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价格相差很多。如果从他自己的考虑来说，吃哪种药更合适一点?

　　金有豫：都是法莫替丁的话，标准都是一样的，都能治病，因为国家都批准了，药典上也规定了它的含量它的标准都是一样的，价格是药厂自己定。这种情况下，哪种便宜的药用哪种，看看有没有批文，有没有批号，国内外的药厂有的药差价不是很大，有的药差价很大。老百姓买药看哪个便宜，同样一个药不同的牌子，含量应该是一样的。

　　主持人：这就需要有一个国家标准。

　　普明辉：是有药典标准的，胃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胃痛，我们不能说胃病只要是疼一定就要用胃病来概述，有的可能是返酸，可能用治酸的药物，不需要重复买其它的药物，俗话说对症下药。

　　金有豫：以药养医就是说哪个药厂做医院的工作，同样进10块钱的，他进15块钱的，给他回扣，让老百姓多掏五块钱，这确确实实是不合理的一个方面。医院里面应该是我怎么样节约我的开支，医保也是目标一致了，这个10块，那个15块，用10块的疗效也不差。原来卖15块，这个卖10块，我降价刚到9块，我也不赔本。讲这种市场经济，竞争时代起步点应该一样，不要搞歪门邪道那种市场经济。

　　主持人：从几位嘉宾刚刚谈到关于药物经济学和我们整个药物和患者的关系，对于大众的来说不是说便宜的就是经济的，应该说还要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安全的因素、有效的因素等等。

　　普明辉：对于大众来讲，经济的概念实际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大众应该具备基础的知识，因为现在患者说我要用好的药才能够治得好。

　　主持人：很多人觉得我一定要买外资企业生产的药，那个更有保障。

　　普明辉：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加强医生合理用药的意识，这是一个双向的。如果说要让患者受益，既要提高患者的意识，同时提高医生临床用药的意识，双管齐下达到很好的效果。

　　主持人：金教授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您本身又是学药出身的，您觉得药物经济学对于医疗的作用有多大?

　　金有豫：药物经济学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过去没有的，从各个学科医、药、经济、统计学加在一块成立这么一个专业，是全新的。

　　国家根据药物经济学制定一个标准，比如这个病怎么治，诊断的准不准，先用什么后用什么，什么没效了再用什么，对于病人哪个药好哪个药不好，首先选择什么药?首先必要的药物作为国家的基本药物，那么多病都说了，这个药先用，那个药必须得用，加起来就是基本药物。在基本药物的基础上先有一个用药指南，有哪些病怎么治，从里面抽出药来。药的名字出来了，国家就生产了，怎么个用法?大夫不知道这些药怎么用也不行，所以要有一个处方级。治疗指南、基本药物、处方级三位一体，国家有这么三个东西，就把用药规范了起来。

　　主持人：现在国家这三个都有吗?

　　金有豫：没有，基本药物有了，处方级没有，标准的治疗指南也没有，这是一个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介绍的，国家基本药物政策里面需要这么几个基本文件，你没有治疗指南怎么出的基本药物?我们说基本药物的时候是经过调查，经过大夫专家们说，我觉得这个病人用什么药好，是这么来的，没有一个指南的基础，所以用药比较不规范。这是一个基础。

　　第二个基础，国家得有一个制度或者有一个要求，要求大夫按照这个来做。有了指南，这个指南有什么地位，有了基本药物目录，基本药物目录有什么地位，得有一个规范，就跟保险公司一样，这个不在保险范围内不给钱。医药保险也有一个基本目录，它的目录跟药物目录是不同的，那个目录是公费医疗的目录。上海有上海的公费医疗目录，南京有自己的公费医疗目录，它从目录里面挑，29个、30个省市自治区里面有15个以上有这个药的就算。那时候还没有药物经济学，这样的话两个目录出来了，到底谁听谁的?各行其是。这个目录如何选药?还要考虑合理不合理，还有一个经济因素在里面。

　　澳大利亚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两个药从药品经济学来看来比较的话，一个是TPA，一个是链激酶，都能治脑血栓，这两个药物都可以作为基本药物，这两个药的价格相差比较悬殊，链激酶相对比较便宜，TPA比较贵。但是TPA救的人多，抢救过来的人多，链激酶的有效氯低一点儿。应该说贵的就好一点，药品经济学还有怎么衡量效果是从救活了多少人，还是把人对国家的贡献考虑进去，列的因素越多，投进去的钱给病人治好了，这两个怎么权衡，这么一权衡的话，百分率高的救过来了，这个人创造的价值也可能很多，当然这个好，应该把它算一个基本要素。有一些小医院一年的经费买不了多少这个药，为了多救10%的人，可是全花在这上面，别的病人还看不看?医院本身还有一个经济的承受状况。既要从药的便宜、贵考虑，还要从生活质量、贡献等等各个方面来衡量一下，最后从经济上考虑哪个药效果最合适。

　　药物经济学对于国家制订基本药物目录也好，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来帮助政府考虑解决问题，所以很有用。所以药物经济学是一个专业的东西，咱们现在正在应用。老百姓或者大夫们脑子里面需要把这个结果，能做的实验结果看到就行，不一定非得去做。最直观的是老百姓从这个药品的价格考虑，合理用药是一方面，该用不该用。该用这个药了，那同样有合资的有进口的有国产的，国产的还有不同药厂出的药品价格不一样，我们国家应该提倡用便宜的药。

　　主持人：您刚刚说过医生在用的时候，尤其像抗生素，从基本的用起，我就用青霉素，青霉素不行再换更高效的抗菌素。

　　普明辉：在实际应用情况当中更多是选择价格高昂的药物，国外在选择抗生素的时候，首先是用青霉素，高于青霉素的很多药物需要院长签字才能用，不是医生能开处方。这个就是临床医生合理使用药物的问题。

　　金有豫：咱们国家应该有一个规定，应该怎么治病用什么药。比如刚才说的治疗脑血栓的可以用这个可以用那个，我们一般用基本药物，贵的可以用，用了自己掏钱。就像买汽车，有人买夏利，有人买奔驰，有钱的可以买奔驰，没有钱的买夏利。如果说你自己愿意掏50%，那也可以用贵的药，不影响我们用便宜的药。便宜的药放进目录去，链激酶有国产的有进口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种降压药，普利类的药品现在有十几种，从经济学上考虑有没有差别，结果没有什么差别，差不多，这是药厂为了搞名牌，我合成这种药，这上面改改合成另外一个，基本的功能没有差别，基本是一个路子。就好象你吃果子面包，他吃另外一种面包，这里面稍微有一点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并不显著。你吃果子面包也吃饱了，你吃别的面包也吃饱了。这个普利那个普利都能治好病，差别不大，只是一个习惯问题。

　　拿合资药厂来说，一片有效的药物价钱可以差两三倍。最便宜的是两块，最贵的是四块。国产药厂和合资药厂的价格一定不只差两倍，有的差十倍，药物效果基本是一样的，你该用哪种?退烧药百服宁是进口的，解热镇痛药，我们国家叫做扑热息痛，我们国家是原料的出口大国，国外做完再回来。我们国家卖一毛五一片，国外的是四毛五一片，最早他们卖1.6元一片，我那次去协和问有没有国产的药?没有。卖出去一片一共才五分钱，那个1.6元我能赚多少。同样一个药有不同的价钱，同样能治好病，你愿意花多钱就用贵的药，你不愿多花点钱就买便宜的药。

　　主持人：国家应该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

　　金有豫：药物经济学从另外一个角度给老百姓一个观点，同样一个药，国产的跟进口的或者跟合资的差的很多，用国产的一定不会吃亏，不会一团糟。我们国家没人管这个事，加拿大意识到这个问题，保险公司也是这个习惯，要买两块的药和买四块的药，你不能说让人不用四块的药。后来出台一个规定，凡是用普利类的药，不管用哪个我只给你报销两块钱，你愿意用四块钱的自己掏两块钱，不愿意用四块的买两块的药。这个设置也是经过调查来的，不是说随便定的，这样一年省五百万。刚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问题也不少，因为高血压给病人换两块钱的药，血压又上去了。人家做好了准备，三个月看病的也多了，住院的也不行，过了三个月就没事了，一年节省五百万。

　　国家应该出台三个基本的文件：疾病治疗指南、基本药物目录、用药指导手册，还可以有一个规范的规定，这个规定在世界卫生组织里有，叫药物和治疗学委员会，教你怎么用药，非常系统。我们国家医院都有药事委员会，原来应该是医院里面把药管起来，最后药事委员会变成讨论进这个药不进那个药。国家有了三个文件那是国家的，医院管具体的执行，把这个药物从国家指南里面拿出来作为医院的治疗指南，这是一个。第二，根据治疗指南，院里面写出一个目录来，进药就进这个药。第三，自己医院搞一本治疗手册，国家有国家的，地方有地方的，要求卫生部授权，医院按照这个做，医院按这个检查。合理用药也好，都解决了。这些经验是现成的，我们现在卫生部在抓这个工作，可能早抓一些比较好。

　　英国出了国家的药物处方集，半年出一本，现在已经出了52版，大夫已经是人手一册放在白大褂里面。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孕妇能不能吃，上面都有规定。我们国家就缺少这么一本，哪个药上面还写着价钱，哪个药品的名字叫什么，对于我们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我们和世界接轨，应该吸取世界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