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刚刚讲到了抑郁的问题，也讲到有一种药物可以缓解帕金森病人的抑郁的情况，那是不是只吃这种药就既解决了帕金森的问题又解决了抑郁的问题，就不用再吃其他抗抑郁的药了呢?

　　邵明：抑郁对帕金森病人来讲确实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根据不同研究来讲，有35%到45%的帕金森病人都会有抑郁的情况出现，甚至有调查说90%的病人都会有抑郁，患病率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抑郁有两种，一种是心因性的，一种是内源性的。所谓心因性就是说病人因为疾病的不舒服或者对疾病不了解产生的恐惧、害怕导致的，这种通过解释，随着我们的干预和症状的改善，抑郁的症状往往可以改善，也不需要吃什么药物;另外一种就是内源性的，帕金森不是单纯的多巴胺神经递质的变化，它可能还牵扯到5-羟色胺这个神经系统递质的变化，它会产生抑郁，这种抑郁型的病人往往帕金森的症状不是很重，抑郁症状比较重，或者说通过抗帕金森治疗，帕金森的症状已经改善的很好了，但是还是会有抑郁。表现为整天想落泪、不想运动等表现，甚至有些病人还有轻生的念头，自杀的病人在年轻病人中常见。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来住院，3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跟她讲了是帕金森病，然后她就自杀了，最后没有成功，却伤到了神经，导致左手的残疾，这就是雪上加霜。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所以对于一些有抑郁症状的病人，的确是我们需要很重视的。抑郁症的治疗也是很贵的，目前比较好的抗抑郁的药物也是非常昂贵，这就给病人有增加了一个比较大的经济负担。所以你刚刚谈到有一个药是不是又可以治疗帕金森，对抑郁也比较好，那么确实是有的。目前最新的一个药物是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普拉克索，它的确是有这样一个作用，它在改善帕金森症状的同时，还有抗抑郁的作用。对于早期的病人，又有症状，又有抑郁，又需要服药，那么这个药是比较合适的。

　　主持人：那么我们怎么在社会层面给帕金森病人更多的关怀呢?

　　邵明：很多人对帕金森病不是很了解，如果看到帕金森病人发抖，或者走路不利索的样子(会误解)，以前有一个科教片，有个病人在超市买东西，手抖，动作很慢，就被别人怀疑是小偷，或者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慢呢，好烦。有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司机就很烦躁，大声的拍喇叭，就给病人造成了不敢出门的阴影。当然了，这些都是因为大家对于疾病不了解导致的，所以在国外有很多人在得了帕金森病以后，很幽默的在自己身上贴一个牌子，“我是帕金森病患者，如果有什么带来不便，请原谅。”这样就很好，首先要求病人要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这个病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再一个是我们公众也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知道并且理解帕金森病人的痛苦，对帕金森病人进行关注，并给予一些帮助;而最亲的人是家人，家人对于帕金森病人肯定是要帮助的，这对家人来讲确实是个挑战，尤其是对病人的子女、配偶，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曾经有一个帕金森病人写过一首诗，他形容自己每天在天堂和地狱间穿梭，他好的时候和正常人差不多，但是差的时候简直是生不如死。因为帕金森病人需要长期的照顾，尤其是晚上，对于照顾者来讲是很痛苦的，因为病人翻不了身，需要家人帮助他翻身，例如夜起，就一定需要家人来帮助他，所以对照顾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他们也有焦虑和抑郁的可能。因此家庭成员不仅要对帕金森病人关注，对于照顾者也应该关注。社会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呢?我想首先从政府层面说，能够给病人在医疗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源，对他们要有一个倾斜，提供更多的资源，比如说很多中老人得了帕金森病后丧失了工作能力，经济能力就比较差，而目前抗帕金森的药物治疗又非常昂贵，所以如果政府能够多拿一些资源，比如社会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资源，那么就能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因为这些药别人是不能吃的，吃了反而不舒服，因此不存在把药开回去给亲戚朋友吃。第二，要帮助他们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因为很多病人在病情不是很重的时候，他们缺少沟通、交流，没有一个提供交流的场所。而在很多发达国家，帕金森病人都有自己的病友团体，我们国家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有癌症康复会、残疾人康复会，在康复会里面，病人可以进行互相交流经验，相互鼓励，而我们国家帕金森病人并没有这么一个团体。在我们国家的香港就做的很好，政府会利用一些基金会，或者政府拿出钱来组织帕金森病友协会，他们会定期组织活动，请医生、康复师进行讲座，给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让他们的病友也活的比较有尊严，也是我们温总理提出来的“活的要有尊严”。再一个，现在的公共设施都会给残疾人设置一些专门的通道，这次在“4.11”的时候，我们要搞一个活动，广西有个病友非常为病友自己着想，他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他提到一个很好的建议，“在公共场所给帕金森病人提供一个特殊通道”，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我们的政府在建造一些公共设施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一部分特殊需求的人，不光是有聋哑人、盲人，还有这么一种特殊人群，他们虽然不是残疾人，但是有时候比残疾人更加需要这样的一些设施来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