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乙肝优化治疗有什么好处呢?

　　唐小平：第一是提高治疗效果，因为它是经综合考虑后选择的较合适病人的治疗。

　　第二是节省费用。欧美国家的医生比较容易选择，其原则就是用最强的、耐药性最低的抗病毒药物，不需考虑它的价格如何。但是国内医生必须考虑病人的经济情况，调查显示我国80%的乙肝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经济上的困难，所以必须给他一个以既可能实现治疗效果，又能相对比较经济的办法以维持必要的疗程。

　　第三个好处是可以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国内外所有的乙肝治疗指南都强调要长期的遏制乙肝病毒复制，减轻肝细胞炎症坏死及肝纤维化，延缓和减少肝脏失代偿、肝硬化、HCC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存活时间。这是乙肝治疗的目标。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治疗，有可能三年、五年或者更长，特别是E抗原阴性的患者，现在指南没有明确的治疗终点，肝硬化的病人则需要终身治疗。这样病人往往很难接受，依从性容易出问题。另外，即使患者服用药物第一、二年没有问题，但是第三、四年可能因经济问题在没达到治疗标准就自动停药，也是依从性问题。个体化的优化治疗是根据病情和承受能力量体裁衣，这样病人能够坚持相对更长时间的治疗，尽可能地达到目前指南认为可以考虑停药的标准。

　　具体来说，对于E抗原阳性病人，如果能够治疗到HBV DNA转阴，E抗原血清学转换，大三阳转成小三阳，每半年检测一次，连续至少两次以上还是保持E抗原血清学转换的状态，这个时候才可以考虑停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停药后复发机率很高。

　　第四是减少耐药发生，病人治疗效果好，依从性又好，耐药的发生就少。

　　综合这几方面的优势，优化治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仅是国内的指南，包括国际上的指南也特别强调优化治疗。

　　慢乙肝优化治疗研究国家投入较大

　　主持人：优化治疗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包括提高疗效、增加依从性、经济、减少耐药发生等等。应该说优化治疗是未来慢性乙肝治疗的发展方向，那是不是我们国家对于慢性乙肝优化治疗方面也非常的重视呢?

　　唐小平：对，在2005版指南发布以后，国际上有很多乙肝治疗的临床实验，正是由于这些临床实验的结果，才催生出乙肝的优化治疗。国内这几年实际上进步也很快，优化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国家启动了“十一五”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投入非常大，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都是十个亿左右的资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是临床治疗研究，包括乙肝优化治疗的研究，由课题负责人牵头，组织联合攻关，根据现有的治疗药物设计出不同的优化的方案。现在已有一些初步的结果，跟国际上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似，但是这些结果更具有国内特色。另 2011年将启动“十二五”计划，那些治疗结果比较好的研究可能会滚动到“十二五”期间，继续获得资助研究下去，使得我们真正拿到我们国内人自己组织的一些大型的前瞻性研究的结果。

　　总的来说，近几年国际上新的治疗药物的不断出现，为慢性乙肝的治疗研究提供了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组合，今后几年肯定会有更多的新的研究成果，使乙肝的治疗水平不断提高。因此，这次刚刚修订的2010版指南，三、五年后肯定又要更新。

　　现有的乙肝抗病毒药物都作为一线推荐

　　主持人：我们国家投入了人力、物力、资金用于慢性乙肝优化治疗方案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最终这些结果将逐步应用在临床上以提高慢性乙肝的治疗效果。随着我们新的慢性乙肝治疗的抗病毒药物越来越多，其实每个药物都有优化治疗的范畴，在药物之间有没有一些选择的标准?

　　唐小平：当然，抗病毒治疗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给病人选用抗病毒效果最强、耐药最低的药物，但我们的国情跟欧美国家不同，还要考虑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2010年四月份我在维也纳参加了欧洲肝病年会，期间国内专家与欧洲专家举行了一个论坛，论坛上我有幸代表国内专家做了一个报告。报告后有欧洲专家提问：“拉米夫定在西方国家已经不作为乙型抗病毒药物的一线药物，为什么国内还用得那么多呢?”。我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很羡慕你们，所以病人都可以开最贵、较好的药物，不用考虑病人的经济情况，但国内还做不到。就像你们街上跑的车子一样，很多运送垃圾的车都是奔驰，但让所有国内人都坐奔驰还是不可能的现实，所以在国内还有很多开夏利、甚至骑自行车的。温家宝总理说过，任何一个大数字被13亿来除就变得很小，我们就是投入再多，用到13亿人身上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病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支付问题，不是我们不想用最新的、较好的药物，而是很多人还用不起。”

　　病人肝功能不好，HBV DNA很高，甚至有早期肝硬化的表现，如果不采取治疗，可能会发展到肝硬化，重症肝炎，甚至肝癌，总不能不治疗吧，总要想办法来阻止疾病的进展吧。而且现有药物之间的差别，不像奔驰跟夏利的差别那么大。替比夫定和拉米夫定，如果选择合适的病人，也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反过来又说明个体化优化治疗很重要。

　　所以这次修订的指南没有把这些抗病毒药物明确分为一线和二性，正是因为考虑到了我国的具体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