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在流行病学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喝酒和肝癌之间的关系?

　　董家鸿：有。我们国家缺乏这样的调查，这在欧美国家是有的。酒精导致酒精肝硬化，这是有一定关系的。

　　主持人：刚才我们说的是肝部肿瘤，刚才您提到现在很多患者都当成最后的办法是肝移植，因为最开始如果有别的办法的话一般不太愿意接受肝移植，可能是因为费用的原因或者是因为排异。现在我们国家肝移植发展的水平到了什么样的阶段?

　　董家鸿：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也很有兴趣。肝移植我们国家的起步要落后于西方国家，肝移植的观念和技术发展最快的是在美国，以后迅速在欧洲、全球推广开来，现在世界范围内肝移植已经成为治疗中末期肝病单独有效的手段，我们对那些用常规手段方法不能治疗的肝癌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们国家肝移植最早探索的阶段是从70年代开始，老前辈们探索了肝移植的方法，但是那时候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效果并不好。真正我们国家肝移植的蓬勃开展是从90年代以后，我们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专家把国外的经验引进到国内，并且创新发展，推动了我国肝移植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肝移植的发展，现在我们肝脏移植就技术层面来讲和国际接轨了，有一些技术水平好的中心里面，手术的成功率已经和国际上完全相近，甚至超过国际的较好水平。但是我们总体上和国际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素很多，包括病例的选择、供体、病人的健康理念、病人对术后长期随访管理的依从性，还有政策、法规、管理方面，我们和西方也有一定的差距，种种原因使我们的总体效果和西方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肝移植是治疗肝癌较好的选择，因为肝移植是完全切除肝脏肿瘤，肝脏所有的肿瘤都切除到了，不会残留，因为其他的方法只能是局部治疗，其他地方如果有一些隐秘的转移的话未必能够全部清楚掉。第二，肝移植还切除了病变的肝脏，病变的肝脏就是滋生肿瘤的土壤了，肝移植治疗肝癌应该说是较好的方法。但是，它的效果也受病例选择的限制，晚期已经出现肝外转移的效果就不好，在免疫遏制剂的作用下肿瘤会快速发展，以后更长。有一部分移植以后大的进展性的肝癌，虽然我们在影像学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有肝外的转移灶，但微小的、隐秘的转移灶肿瘤在肝外肯定有了，这种肿瘤的肝脏移植以后，隐秘的转移灶也会发展起来成为新的病灶，导致病人的预后。但是没有肝外转移的，特别是早期的肝脏合并肝硬化，用其他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话，肝移植是单独的也是最理想的选择。

　　现在有争议，对于一个肝功能好的、可以切除的肝癌，是选择肝移植还是选择肝切除，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我曾经和欧美的一些优秀专家讨论，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专家讨论，他们认为，即使是可以切除的肝癌，认为优选的方法是肝移植。我们国家的情况可能有些差别，我们国家的肝癌和西方的肝癌并不一样，西方的肝癌主要是丙肝基础上发生的，我们是在乙肝基础上发生的，乙肝基础上发生的肝癌肝功能往往好，比丙肝的肝癌肝功能要好，肝癌的多中心发生，这种比例是不是要比丙肝低一点，这种倾向性低一点，不确切。所以我们国家目前多数的专家认为，对于肝癌来说，如果肝功能是代偿状态良好的，可以切除的话应该首先肝切除，其次才是肝移植。

　　当然这种应用还受制于病人的经济条件，肝癌治疗有很多没有进入医保，肝移植是一笔很昂贵的费用，所以说很多家庭、病人是很难支付肝移植昂贵的费用的，所以只能选择其他的方法，这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医疗保健的进一步改进相关。

　　主持人：如果做肝切除的话需要几万元?

　　董家鸿：不同的医院不一样，像三甲的省立医院，一个肝癌平均下来在2―3万。

　　主持人：如果肝移植可能就是10倍的价钱?

　　董家鸿：肝移植差不多在20万。

　　主持人：肝移植有没有进医保?

　　董家鸿：很多省市已经进医保了。北京、浙江、重庆这些地方都已经进了医保了。

　　主持人：是不是还有一个后续费用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有抗排异的问题?

　　董家鸿：对，排异对每一个移植病人来说，需要终身服用，除了少数病人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检测他是不是移植后的受体已经被肝脏完全接受了。临床来看，现在还不可能提出一个主要的测验计划。